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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与制度规则重塑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22-08-06  浏览次数:

  数字化改革是推动制度创新、重塑数字时代制度规则体系的重要动力,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或将成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特征。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了数字政府建设的五大体系,为我国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领全球数字化发展新格局提供了顶层设计。

  构建科学规范的数字政府建设制度规则体系是五大体系之一,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政府建设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指导意见》提到的“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接诉即办”等政府数字化改革的创新实践,是过去十年贯穿政府职能转变工作的关键词。

  面向未来,《指导意见》进一步指出要以数字化改革促进制度创新,保障数字政府建设和运行整体协同、智能高效、平稳有序,实现政府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能力提升。

  蓬勃兴起的数字革命、新兴数字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引入,为制度规则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传统以部门为基础的政府履职体系导致技术在政府中的碎片化应用,在建设层面普遍存在数据孤岛、重复开发等情况,在运行层面经常面临多头管理、数据重复填报等问题。

  许多表面上的技术困境,其背后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规则体系不健全的问题。

  数字技术在赋能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可能带来政府管理的流程优化、模式创新,包括制度规则和组织形态变更。在此预期下,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化改革不再只是政府职能履行、制度规则约束的对象,不再只是政府职能转变、制度规则创新的结果,它们更是政府职能转变、制度规则创新的原因和动力,这是一种双向影响与赋能。

  《指导意见》提出的“以数字政府建设支撑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与数字技术应用深度融合,推动政府运行更加协同高效”,很好地呼应了这一重要的逻辑转变,即从科层制政府的工具论向数字化时代的系统论转变。

  遵循数字政府建设的这一新逻辑,《指导意见》提出“明确运用新技术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政府部门规范有序运用新技术手段赋能管理服务”,“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政府运行新形态。”

  围绕这一目标,《指导意见》进一步从数字政府建设管理机制、法律法规制度、标准规范、制度规则创新的机制等角度,论述了数字化改革促进制度规则创新的思路和路径,为构建科学规范的数字政府建设制度规则体系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如何创新体制机制以更好地支撑数字政府建设与管理,是当前世界各国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一是在数字政府建设与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标准规范方面,鼓励和规范政产学研用等多方力量参与数字政府建设,健全完善政务信息化建设管理会商机制。

  在实践中,落实实务界、理论界、产业界等多主体互动机制,需要着力推进平台政府建设,将政府的定位更加聚焦到元治理者角色,实现平台之上元治理者触发的多元主体互动共治。

  这种“多元”思路同样在项目管理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上得到了体现,包括探索建立综合论证、联合审批、绿色通道等项目建设管理新模式,建立多渠道投入的资金保障机制,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体制机制和资源支持。同时,要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支持,优化数字公共产品供给,加快消除区域间“数字鸿沟”。

  数字公共产品的提出,为当下及未来的数字政府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重要思路。

  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应该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划之下,开展跨区域、跨业务联动,避免分散建设、重复建设,防止“数字形式主义”对公共资源的侵蚀。

  为此,《指导意见》单独设置了健全标准规范的部分,明确要求推进数据开发利用、系统整合共享、共性办公应用等标准制定。

  二是在法律法规制度方面,明确指出要推动及时修订和清理与数字政府建设不相适应的内容,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规范,加快完善与数字政府建设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系。

  《指导意见》强调了技术歧视、个人隐私、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性,充分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后续实践需要进一步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联动,尤其是在数据驱动的公共治理方面,需要重新定义行政行为主体,推进政府职能更深层次的转变,探索数字时代依法行政的新范式,围绕公共价值最大化的根本性目标,推进数字时代立法、司法、行政的互促演进。

  当然,在此过程中,也需要尤其重视法治精神,将法治精神作为根本遵循贯穿于始终,警惕法治的工具化和行政国家的扩张。

  三是在数字政府创新的机制规则方面,明确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全面部署和试点带动相促进。

  试点示范是中国改革的金钥匙,是大规模政策实施之前的重要过程,是降低改革创新成本、提高改革创新适用性的重要方式,也是当代中国政府创新的重要形态和机制路径。

  中央政府积极将行之有效的试点示范项目纳入更高层级,鼓励其他地方学习采纳,在全国层面推广了一系列显示度高、群众口碑好的改革创新举措。

  同时,探索完善以深改组为依托,以制度化形式确立了地方改革创新的“请示授权”新机制,将地方首创在正式实施之前即纳入自上而下的改革议程之中。

  以试点形式统筹协调地方层面的创新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改上不改”等问题,较好地保护地方的改革创新活力,平衡放权创新和收权统筹、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之间的关系。这些做法已然呼应了“国家统筹、一地创新、各地复用”的要求。

  四是在试点示范方面,为了更好地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助力政府职能转变中发挥试点示范的作用,需要将试点示范机制这一中国特色政策制定与优化的方法论制度化、规范化,在各级政府间形成较为一致的政策创新试点路径和方法。

  构建制度规则体系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是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数字化改革是推动制度创新、重塑数字时代制度规则体系的重要动力。

  如果从更大范围上理解数字时代的制度规则体系,它除了包括数字政府建设运行与数字时代政府职能履行中的制度规则,还应包括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态等新场域的新制度、新规则。

  当下中国的数字化发展,正在逐渐创新、发展与完善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职能履行的制度规则体系,也正在尝试探索新场域、新疆域的制度规则重塑与建构。

  数字化发展是一系列事件,从数字时代政府履行基本职能到开拓新场域、新疆域,其制度规则体系的重构,必将型构一种数字时代的新经济社会形态,这是一种与基于工业文明、物理形态的现代社会形成鲜明对比,但又与之交织存在、以数字文明为目标的超现代经济社会形态。

  郁建兴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图片来源:浙江发布、 浙江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